尴尬在于，任何一次刑事辩护的律师，他的地位正好处在政府的对立面。

至于我们，正在往法治国家的方向努力。在法治国家，这是一种必要的制度设计，因为政府也有把被告打成黑社会的可能，因此必须在司法过程中给被告一种司法救济，律师及其律师辩护就是这种制度设计下的救济方式之一。

相应地，律师为刑事对象辩护，也是受法治国家法律所保护的权利。政治与法律，是两个不同的范畴。如果是前者，政治运动也应在法治的框架内展开。并且这两种权利都不能受威胁，尤其是不能受到来自政府行政权力上的威胁。那么，我们的官员除了自己习惯的政治意识外，还要努力培养自己的法律意识。

如果一个律师在接案时还要顾及当事人以外的所谓大局，那是他对职业伦理的背叛。这是一个对比，法治国家是法治在政治之上，非法治国家则是政治在法治之上。唯警方不满之情在此溢于言表，自然不妨挂角一将，顺势而已。

证的是律师之间探讨诉讼技巧、包括应对审讯的手段与策略，非关谎称。再就是打打像赶场一样云集重庆（见上引14日文）的北京律师的气势。……如此这般，还能畅所应言忠实履行舆论的监督职能么？记者：报社记者实地采访，会有什么特权？张：理论上没有，实际上享有。紧跟着，隔了一天，又连发七篇专项报道。

吴证：李庄曾要他找警察出具确有刑讯逼供的假证，被断然拒绝，此后再未提及。站在全局的高度审视问题，每一成功的辩护，无不体现法律的魅力，反映法律的公正与权威，证明着律师作为天然的人权主义者，已是民主与法治的坚实支柱。

可是，请想想：既是秘术，外人如何得知？特别是，对五招的具体情节，在在语焉不详，不见证据。是否也能快判，取决于法庭之上的另一轮博弈。（见《重庆打黑惊曝律师造假门》）一句话：不干了，我们撤。我担心设如各地今后群起效尤，要不热闹才怪。

人们记得，12日，李庄电告法院：经组织决定，我们康达律师事务所两名律师全部从龚案撤出，不再担任辩护人，请转告有关方面。法庭态度尽人皆知，数不尽的裁判文书都堪作证，不讲也罢。律师行业何时有了潜规则，而且还成了司法腐败的支撑点，见不得人。要害是把北京律师云集的目的限定于获得高额回报和寻找施行‘潜规则的机会，从中觅得驱散口实。

进入 张思之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李庄案 。中国官场的运作规律在起着支配作用，只能如是，不然怎么了结？记者：前景如何？张：不想推测。

我不认识李庄，以前也没听说过。眼下争议的情况极易查明：一经法医查验，有、无之说自然会有是非之判。

谨对此说点浅见–总起来看，论据、证据都指向谎称刑讯逼供。至于潜规则之说，不知何所指。指为赶场，情同人格贬损。于是另举了律师马晓军和吴家友二人的证言。二、到法院提出了一系列杜撰的问题，包括被告人被刑讯逼供。还有什么必要得信当晚就来捕人，急如星火，跟着又从快起诉？更何况李庄是否有罪尚在未定之天，谈不上免除。

不过真把那组胜败比例的数据考察明白，问题也就清澈见底了。潜规则也是规则，各方都应施行。

后者事关重大，资讯太少，应另行专题讨论。30年来，在罪与罚这个特定领域，我们从理论到实践，从观念到制度，从程序到实体，从人员到组织，已经在大体上制定了一套合乎实用的法律制度和相应的法律规范。

人们记得，报纸公布李庄向犯罪嫌疑人面授五招‘翻身秘术之后，顷刻之间，律师惨遭围剿。警方如断为嚣张，或非空穴来风。

我猜测，决心整治李庄，意在一石三鸟。律师与媒体的关系，前曾屡屡表达意见，无非是梦想两军合流，共谋监督大局，此外已无新意。（刑法第24条2款）如何免除，各案互异，不能一概而论，更不一定都能不经程序不受审理，但依据立法主旨，不必施以强制措施应无疑义。看来是非办不可，成竹在胸了

运动式执法构成对程序正义的挑战，因而需要加强律师的作用以防止矫枉过正乃至冤案的发生。该案的有罪判决，在不经意间削弱了权利与正义的屏障。

李庄的罪名是伪造证据、妨害作证，但八个证人全不出庭，证言和讯问笔录存在诸多漏洞，回避和异地审理的几次请求都统统被驳回，这样的庭审也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伪造证据、妨碍作证的可能。中国律师对客户的偏袒尽管不必像布鲁厄姆勋爵主张的那么绝对，要求律师在履行职责时只应该知道一个人,即自己的客户。

正因为中国社会缺乏对律师的信赖和尊重，中国的律师则必须更加严格自律。否则在2010年这个标志性时点上的每一记法槌，都会敲响所谓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丧钟。

在某种意义上，不妨将李庄案看作一场制度的博弈。经过这些年的努力，中国律师的规模和作用终于有了明显的增大，这种局面值得整个社会倍加珍惜。如果随着李庄案的具体情节在今后的上诉和申诉过程中进一步曝光，随着此案引发的律师为权利而斗争的烈火不断向上攀升、向四周蔓延，中国司法的黑箱或许会在律师的集体抗争中逐步解体，司法界的黑影或能一点一点被驱逐、被吞噬。因此，《刑法》第306条对律师伪证罪的规定是经不起正当性检验的。

果真如此，倒真算得上坏事变好事的一个典型实例。无疑，李庄案的宣判将成为一个被历史记住的时刻。

律师应该恪守这样的行为准则——可以为任何人服务，但决不向任何人出卖自己。毋庸讳言，现阶段中国律师当中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，某些过度的逐利行径和暗盘交易在不同程度上贬损了其形象，需要矫正。

其理由正如马克斯·韦伯早就指出的那样：律师与当事人直接联系，并具有依赖于不稳定的社会评价的私人开业者的属性，因此倾向于扮演代表无权无势者、维护法定平等性的角色。1957年反右运动，律师因为坏人辩护而首当其冲，造成刑事辩护制度的20年空白，以致于1979年重建时很多人心有余悸、不愿归队。